日前，廣州中院召開一年一度的行政案件點評會，并發(fā)布了2012年度行政司法審查報告，為行政機關執(zhí)法“號脈”。據廣州市中院副院長余明永介紹，今年3月起，廣州已停收勞教人員，收容教育、收容教養(yǎng)案例也在逐步減少。他強調公安機關使用人身強制，對象要準確，不要隨意地用。

　　這已經是廣州中院第九年召開行政案件點評會，此類通常被稱為“民告官”案件的行政訴訟，一直以來存在從程序到實體、從形式到內容的諸多困難。今年5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所作《關于行政審判工作的報告》中的數據顯示，最近五年里，廣東省法院受理三萬余件行政訴訟案件，判決行政機關敗訴的占10.30%。即便是這樣不算高的行政機關敗訴率，也還是迎來外界“民告官案件勝訴超一成”的評價。不僅如此，即便是行政訴訟案件確保行政首長出庭應訴這一細節(jié)，都會面臨頗為艱難的推進。民告官之難，可見一斑。

　　此種不同法律部門圍繞典型案件的專題討論，希望可以有助于執(zhí)法機關的嚴格、審慎執(zhí)法。正如余明永所言，多年來，公安、國土房管等機關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從開始的拼命維護自己，到現(xiàn)在的越來越尊重事實，轉變很大”，并認為廣州公安的執(zhí)法水平是進步最大的。這顯然不僅是行政機關觀念的自發(fā)轉變，而是借由法律督促與監(jiān)督，漸次生發(fā)出的權力約束性，亦即行政權力的依法行政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行政案件點評會，均將限制人身自由引發(fā)的訴訟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蓋因公民人身權利作為最重要的法定權益，其受尊重、得保護的狀況，被視為權力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地方治理是否循著法治軌道推進的風向標。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是司法機關為執(zhí)法部門的具體執(zhí)法行為做法律把關的一道關鍵防線，其適用法律嚴苛與否，會成為指導執(zhí)法部門下一步行政行為的具象依據。廣州中院副院長余明永強調，“就應該對行政機關有嚴格的要求，必須要在有關證據、事實都非常清楚的情況下，你才能夠剝奪人身的自由權”，這不僅應視為司法機關嚴格把關的宣示，而且也是法治社會對執(zhí)法機關嚴格執(zhí)法、人性化執(zhí)法提出的要求。

　　應當說，到目前為止，即便是在勞教改革勢在必行的大背景下，針對收容教育、收容教養(yǎng)措施的法律部門表態(tài)依然不多見。而廣州中院此次行政案件點評會所透露出的信息，也讓公眾看到法律部門不僅在直面具象的勞教改革問題，同樣也在思考諸如收容教育、收容教養(yǎng)等“類勞教措施”的改革，此為社會發(fā)展與法治進步的必然要求。余明永說“收容廢掉了，勞教停了，收教也在減少”，讓人不免回想已然成為歷史的收容遣送制度，其廢止過程的艱辛與付出的代價……

　　此類人身強制措施有極為相似的共性問題，即盡管有各自不同的制度初衷，甚至不乏“教育”、“教養(yǎng)”等柔性措辭，但均采用監(jiān)獄式的羈押、管理模式，并未經法檢部門的法定制衡程序，對公民人身自由予以長時間的剝奪。南都社論此前有專文探討“類勞教措施”的清理、改造問題，正是基于該類人身強制做出的程序、決定的主體、懲罰的嚴重性等方面，有違現(xiàn)行《憲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的基本規(guī)定。

　　廣州中院、公安等多個法律部門對此類長時間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不乏審慎、深入的思考。能跳出勞教看到其他幾類人身強制措施背后共通的法律困境，并在實踐中以嚴格適用現(xiàn)行法律為基礎，審慎研判不同案件的不同情況，讓收教措施逐步減少，值得肯定。盡管對此可能依然不乏爭議，同一個案件的兩審法院、不同法律職責的部門之間，在自由裁量、法律適用準確度等方面所展開的討論，也將有助于進一步厘清相關法律問題。

　　誠望法律實務部門圍繞人身強制類行政案件的專題討論，對審慎適用收容教育、收容教養(yǎng)等人身強制措施能有大的推動。而同時也應看到，以法治化的要求指導執(zhí)法機關的執(zhí)法行為，確保公民權利(特別是人身權利)得到法律保障與尊重，顯然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