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會修刑法擬增＂收禮罪＂ 量刑比受賄輕

　　昨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委員長會議上，建議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議案，其有望加入“收受禮金罪”。

　　本次常委會會議將于10月27日至11月1日召開。常委會將審議的法律草案（議案）還包括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反間諜法草案、反恐怖主義法草案的議案，關于提請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條的解釋草案的議案等。

　　我國現行法律規(guī)定，官員單純收受禮金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視情節(jié)輕重要受黨紀、政紀處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官員經常以“禮尚往來”為由為實際上的受賄行為辯護。此前，在“賄賂案件的刑事辯護”論壇上，有專家曾透露，為打擊官員“禮尚往來”，正在研討的刑法修正案(九)或寫入收受禮金罪。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說，過去一直主張設立收受禮金罪。這次寫入草案的收受禮金罪，規(guī)定國家公職人員，收受他人數額較大的禮金，無論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利，都可能涉嫌收受禮金罪。該罪不同于受賄罪，量刑比受賄罪輕。

　　有這么一個小故事，一位官員十分喜好古玩字畫，某開發(fā)商投其所好用價值二三百萬的書法真跡去向其行賄。但官員看到真跡后卻說：“這是贗品啊，也就值個二三百塊錢?！遍_發(fā)商心中一驚，想說“這確實是真跡，是找好幾位專家鑒定過的！”不過卻又不敢反駁說官員不識貨，心想這下所求之事泡湯了。官員又說：“雖然是贗品，但是我還挺喜歡，這幅字我留下了，給你一幅我畫的畫帶回去算是我們禮尚往來?！遍_發(fā)商聽后恍然大悟，官員原來是裝傻，字是真的卻非說成假的再加一個“禮尚往來”不給外人留下收受賄賂的話柄。開發(fā)商心里十分開心，拿了官員給的畫回家了，沒過多久求官員辦的事順利辦成了。

　　這雖然只是一個故事，卻反映了一個現實的尖銳問題，許多貪腐的官員以“禮尚往來”的方式鉆法律的漏洞，“禮尚往來”這四個字成了他們的免罪金牌。

　　據羊城晚報道（作者張敬偉）普通人的禮尚往來沒有問題，國家工作人員的禮尚往來卻不純粹。在很多受賄案中，有些被查官員將收受禮金辯解為禮尚往來。按照現行法律規(guī)定，官員收受禮金的行為很難夠得上受賄罪的入罪門檻。禮與賄的模糊法界，導致很多被查官員降低了刑責懲處，甚至只能用黨紀政紀來處分。

　　禮與賄的模糊法界不厘清，收受禮金就成了逃避受賄入罪的“免罪符”，也損害了司法公正。

　　好消息來了！據昨日媒體報道，為打擊官員變相受賄，正在研討的刑法修正案(九)已寫入收受禮金罪，如果官員收受數額較大的禮金，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利，均涉嫌構成收受禮金罪。

　　這意味著收禮與受賄都要入罪，兩者間沒有了可模糊的“灰色空間”。只要官員沒有守住底線，不管是收了禮金還是受賄，都逃避不了入罪的刑罰。

　　這一嚴肅的法律問題困擾了司法界許久，因而收受禮金入刑，應是眾望所歸。尤其在反腐走向深入的今天，對形形色色的“老虎”和“蒼蠅”是嚴厲的威懾與棒喝。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它將對所有國家工作人員的公務行為起到正本清源之效。因而，收受禮金罪，不是為了當前反腐量身定做的補丁，而具有依法矯正官員日常行為的系統性意義。

　　其實，黨紀政紀，早就明確了官員不得收受禮金的相關規(guī)定。但是黨紀政紀的處分，威懾力較低，而且處分面也不周延，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收受禮金普遍化的官場庸俗習氣。由是可見，黨紀政紀國法治官反腐，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法治上。

　　故，收受禮金罪也彌補了黨紀政紀處罰輕而不周延的短板，讓各級官員真正顧及收受禮金的成本，對罪與罰有清醒和理性的自我認知，從而達到戒絕收受禮金的心理自律和行為養(yǎng)成。而且，由于收受禮金入罪的門檻較低，這一罪名帶來的法治效應，也有助于減少官員受賄犯罪。

　　收受禮金入罪，從法律界到輿論場，議論良久，這不是單純的多元表達和權利型博弈，而是嚴肅的法治命題。某種程度上說，今日腐敗之盛行，就在于以往對小額權錢交易的容忍與縱容。法治國家的要義，最根本的要素就是權力和權利——最大限度地約束權力，最大程度地保全權利。

　　對于官場生態(tài)而言，收受禮金幾乎就是安之若素的潛規(guī)則；而相對的權利方，送禮好辦事也已固化為常態(tài)化的生活方式。收受禮金入罪，看似是對收受禮金的官員有法可懲，實際上是以法矯正權力與權利異化的庸俗關系，即通過依法規(guī)范權力達到權力與權利關系的正?；筒┺木狻Ｕf白了，不收禮金，對權力而言，這應是入門級的常識課，而且是全球皆知的常識。

　　據悉，全世界至少有92個國家出臺了禁止違規(guī)收禮的法律法規(guī)，有些美國的州立法禁止向公職人員贈送任何禮品，連一杯咖啡也不允許。收受禮金入罪，也是中國接軌世界的法治實踐吧。

　　但是，任何司法實踐都基于現實主義，哪怕基于系統性的長遠考量，但在表現形式上也只能是堵漏補缺。收受禮金入罪，解決的就是禮與賄模糊不清的法界問題。但收受多少禮金才能入罪，輿論場解讀的“收受數額較大”太抽象和籠統了，這有待修法中明確。

　　當然，好的法制要有好的法治才是釋放出真正的法律正義。公眾擔憂的問題是，收受禮金入罪，能否真正落實到位呢？它會否又成為受賄的開脫借口？這一公眾疑慮，還是要靠司法實踐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