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給了人以希望，它是一部讓壞人看了變好、好人看了之后變得更好的電影，它是在給處在困境中的人提供一個出路。

　　鄧超與“小尾巴”

　　曹保平在《烈日灼心》的前半部分表現他對西部片風格的強烈鐘愛，直到鄧超與段奕宏的貓鼠游戲開始吊起觀眾胃口的時候，電影的西部片風格才逐漸褪去，把一個鮮明的中國故事呈現了出來。

　　鄧超、段奕宏和郭濤飾演的角色，在年輕時為什么會卷入一場滅門案？電影最后給出的解釋是，他們是被另外一個真正動手的罪犯脅迫的。這個解釋有些牽強，因為畢竟是三對一，他們年輕時若是真善良，完全有能力阻止這場滅門案。一個行得通的解釋是，他們內心本來就有惡。

　　鄧超在逃離作案現場后堅持要求回去，帶走未被滅口的初生嬰兒，是善浮上來的時候。惡是本能，是可以被血腥、恐懼所激發(fā)出來的；善也是本能，與惡一樣更容易被激發(fā)。從這一刻起，三個參與作惡的年輕人，就注定一輩子活在自我譴責中。

　　自我譴責是種寶貴的情感，它包含著反思與懺悔，這種在當下很難真切體會到的品質。觀眾感慨《烈日灼心》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對現在環(huán)境的對照。如果電影刺激不到觀眾聯(lián)想現實，那么就會失去它的現實意義，在這一點上，《烈日灼心》做得很好。

　　《烈日灼心》當然是在寫人性，整部電影都那么直白地把人性展覽于銀幕之上，能說它不是寫人性嗎。只是它在寫人性復雜一面的時候，好在沒用曲筆，電影用非常簡單的方式告訴觀眾：看看吧，人性就是這樣，它既矛盾又復雜，善惡糾纏，愛恨交織，主導人性走向的既有環(huán)境因素，也有社會因素，更有內心因素。真實的人在內心動力的驅使下，可以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烈日灼心》的故事核心很硬，這是一個講述三個殺人犯如何愛一個被他們殺死了全部親人的女孩的故事。這個故事核心經得起各個角度的揣摩，可以延伸出多種戲劇關系。曹保平并沒有把重點放在贖罪主題上，電影對于贖罪這個詞，只是輕描淡寫了一下，而更多地把筆觸引向了“愛”。三個殺人犯因為“愛”，可以為他們的“女兒”作出任何犧牲，因此他們愈是愛之切，故事的戲劇性就愈加強烈，觀眾內心的滋味也愈加復雜，電影在此刻就對觀眾形成了“綁架”效應，你要一起參與判定：要不要原諒這三個年輕時曾犯過錯誤的人？

　　故事也試圖為觀眾原諒他們提供理論與事實依據。主犯不是他們，女孩的母親是在被侵犯的過程中犯心臟病而死，鄧超在當輔警的過程中屢次立功，郭濤也變成了一個抓搶劫犯的好出租車司機……他們對自己不是主犯的這個事實守口如瓶，這種只求一死的決心，也為觀眾原諒他們提供了巨大的情感動力。電影這么處理是有道理的，這也是為什么電影在看的過程中會緊張而壓抑，但在看完會覺得放松。因為電影給了人以希望，它是一部讓壞人看了變好、好人看了之后變得更好的電影，它是在給處在困境中的人提供一個出路。